企业大学的变革与未来

全球500强企业中，有近70%的公司成立了企业大学。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封闭，只服务于自己，而是更开放、更系统，形成一个势能集合体。而汇集于此的创业者正在接受一种来自经验和习惯的熏陶，延续着商业社会的变与不变

重塑思维模式

整个展示厅安静下来，王思明也安静下来，从一只跳脱的百灵鸟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猫。她的难题还没有解决。她创办的互联网服装品牌小黑裙正在招募城市合伙人，轻奢、零库存的概念很快吸引了主流城市的零售意见领袖们。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尚8国际广告园，每个人都想跟王思明这个1987年生的新生代创业者聊一聊。

2015年8月，王思明的奢瑞小黑裙品牌正式上线，她要做一个互联网平台，只卖小黑裙，围绕20-40岁泛职业女性穿衣场景推出休闲款、运动款、礼服款等不同类型的小黑裙，单价在299-999之间。王思明从小就做生意，卖过瓜子、换过石头。她懂得，生意的门道就是要找到足够多的用户。

考虑到线下实体店的经营成本，王思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微信平台做电商，即我们所熟知的三级分销系统。王思明采用的模式是，每个购买小黑裙的人都能得到一个专属二维码，分享二维码获取客源的，二维码拥有者可以获得相应比例的返现奖励，并且，二度客源、三度客源通过这个二维码产生购买也能作为奖励提成返现。

新榜在当年度对小黑裙的公众号进行了数据统计，发现70%的用户都获得了平台奖励，购买转化率达到3%，而一般电商转化率仅为0.8%—1.5%。王思明心中的对标企业是安利。也是依靠这个模式，小黑裙很快就成为网络红牌。仅第一个月，小黑裙的粉丝量就达到了10万。

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是从太太口中知道小黑裙的。他太太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不止一个朋友分享小黑裙，她说这个王思明要见一见。

盛希泰由此对小黑裙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观察，粉丝量超过10万时，盛希泰判断这个细分垂直市场“有价值，有潜力”，他更看重的是，“在时下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形势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已有超过7亿的移动智能手机用户”，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契机。一个月后，洪泰基金投下了200万天使投资。盛希泰对王思明说，在不久的将来，小黑裙很快会突破100万粉丝。

面對这一轮疯狂的人脉大战，盛希泰的估计还是显得保守了。仅仅一年时间，小黑裙的平台粉丝量超过了700万。“每个月我们增长几十万粉丝都是小数，太少了。”王思明面对这样的快速增长，心底首先涌出的情感当然是喜悦，夹带着对自己由浅入深的肯定。但潜意识里，她也意识到，要实现规模化、系统化的运营开发，她需要一个更系统的学习梳理。

王思明首先想到了老牌商学院，长江商学院EMBA。一去，人家说，太小了太小了。年龄太小了，还不到30，企业太小了，规模还不够大。“怕我单身去找对象，”被拒绝的王思明跟自己开玩笑，“他们说思明，感觉你创业这个事情，我们也看不明白，只卖裙子，感觉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长江商学院推荐了青腾给王思明。

青腾大学是腾讯众创空间于2015年7月创办的面向A轮后TMT及相关领域创业项目创始人打造的为期一年的实战加速训练营。截止到王思明参加的第二期，青腾学员已经达到90人，包括Keep创始人王宁、VIPKID创始人米雯娟、小红书联合创始人瞿芳、映客创始人奉佑生等，项目总估值超过1700亿。在前两期学员中，已经有9家独角兽、9家上市（挂牌新三板）公司、10家获得腾讯投资。

“都是互联网明星企业。”王思明喜欢把这些数字白纸黑字写下来盘算。从数字变成现实应该像吗啡一样能让人兴奋。王思明喜欢“创业者”这个称号，她对自己的首要要求是，“不要做井底之蛙。”青腾的导师有腾讯高管、长江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知名风险投资人等。他们分享的关于互联网精品战略、产品思维、人才战略与领导力、创业资本战略等经验让王思明受益匪浅。她不仅能跳出企业的条框从全局了解腾讯整个生态体系的架构，还能实实在在地对接腾讯的资源和品牌效应。“到创业营里边，想多接触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创办了小黑裙，同学们直接叫她“小黑”。

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商业世界，瞬息万变。5月9日，A股上市公司宣亚国际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停牌进展的公告》，宣布重大资产重组北京蜜莱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直播平台“映客”运营主体）预计不低于50%的股权。此时，映客的估值达到了70亿人民币。从2015年10月获得1000万A轮融资开始，映客就成长为一家很“贵”的公司。当年11月获得8000万A+轮融资。天使投资人朱啸虎的300万天使轮投资占股15%，估值瞬间攀升至30亿人民币，半年增长100倍以上。

王思明成为青腾二期学员后，“（发现）同学们的互联网公司原来是这样的，映客直播原来是这样的，每个公司的游戏生存规则不一样”，这让她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互联网创业公司和传统实体公司的差异，“传统的实业可能干了好几十年，估值刚5个亿，你互联网公司什么都没有，融了一笔钱估值70个亿，100个亿。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王思明的一个合作伙伴，康美药业，“那么大的厂房，建厂房就几千万，估值5000万。”王思明试着从理性思维去理解，“从实际角度出发，国家需要发展，一定要一批人富起来。在整个产业链中，国家要进步，一定要让互联网先进步，一批人先进入到高科技时代和新的发展阶段，就是这样。”王思明常常跟青腾里相熟的同学聊天，思考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决策模式，又常常反思自己的选择和机遇，“那个时候，（小黑裙）估值不到两个亿，1.6亿左右。现在衡量你值不值钱的标准不一样了，互联网衡量你值不值钱看的是用户。你有多少用户，一个用户大概多少钱，你就值这么多钱。”

王思明大概没想到，小黑裙平台上将近750万用户会在顷刻间化为零。1月5日晚上10点左右，小黑裙微信公众号因为三级分销被封号。就在1月5号下午，它才刚刚宣布获得腾讯众创空间“双百计划”新一轮战略融资。

“封号之后我找不到大家了，大家也找不到我，怎么办？好可怕。”王思明感到平台带来的一种虚幻感，这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对所有的C端，普罗大众，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就是他们每一天都要面临的一个又一个创业的“坑”，“发展得太顺利时没有危机意识，出现了封号的事情我才恍然大悟不应该这么干。每个人成长的时候都会踩一个又一个坑，跌倒了才能跳得更高、爬得更快。”

参加青腾的同学自发形成一个自我激励组织，他们分享干货，“免得再踩坑”，“同学们在一起跟你分享说怎么做，怎么规划更好，（我会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小黑裙未来到底定位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学习之后，我会跟同学们的互联网公司对比），我跟小红书有什么区别，我跟蜜芽有什么区别，我跟大V店有什么区别。”“创始人基因、商人基因，没办法，我脑子里全都想的这些事。”创业营的学习不仅让王思明意识到圈子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她在重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

这对于一群创业者而言同样重要。奉佑生在创办映客前已经是一个成功的连环创业者，创办过“开心听”和“多米音乐”。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成长速度和平台发展速度难以匹配时，他也需要一群人的互助，“（2016年）我们公司从50人到现在的一千多人，管理的难度、挑战非常大”，“创始人的瓶颈是整个公司的瓶颈。”

很多时候，创始人的高度代表了公司的高度，而这个瓶颈依靠自身力量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逾越的，尤其是在企业做得顺风顺水时。每一步未知的发展都有可能超过预期，尤其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能形成对未来的准确预判和经验集合时，反而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最大制约。对奉佑生而言，他在青腾的成长在于，“（逐渐学会了）大公司的管理，怎么去度过这样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目前来看，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暂时归宿。

王思明彻底否定了自己，推翻了小黑裙起家的互联网销售模式。她在笔记本上重新规划了小黑裙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在每个城市找到（销售）意见领袖，他们成为我的合伙人，每个城市合伙人都会衍生1-5万（粉丝），三百多个（城市），很快我就会有几千万的粉丝，也就是说你不再怕哪个平台了，你也不再怕谁打击你了，因为你的会员是真实掌握在你的通讯录里、你的脑子里、你的手机里，不是在微信里。”

一个人做战略调整决策时，总有难以自抑的孤独和无助。王思明会找创业者朋友们一起推演自己的模型，“我好多决定确实来源于跟我（青腾）同学们的沟通，更真实的是跟我的用户沟通。”她的特点是快速落地，“4月6日正式发布（城市合伙人）招募令，30天签了60个城市”。在青腾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的一堂课给王思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月球看地球，站在未来看现在。格局不一样了。”王思明意识到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和经验圈层，从一个跳出行业的视角审视自己做的事。她的目标是实现从单品类裙子到全品类的扩张，“小黑裙会变成中国版的安利，安利的市值是一千多亿。”

企业大学风潮

“千亿美金的公司是什么样的？”赵翼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计算过自己创办的乡土乡亲要怎样才能成为千亿美金公司。赵翼是湖畔大学第一期学员。

2015年1月，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等知名企业家、学者在杭州共同创建了湖畔大学，开始以“学习失败经验”为宗旨广收创业者。湖畔大学是融入了马云的个人情怀的。

九年前，马云一行人去不丹旅行。同行的民营企业家一起交流办企业心得。“那时候民营企业的状态非常艰难，想一想民营企业的状态永远没有好过，大家做企业越来越难。谁能告诉我做企业是容易的？都是过了以后才觉得是容易的。吹牛的时候可以讲，那时候厉害，其实当时非常艰难，今天是艰难的，未来依旧艰难。”大家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大学，于是马云被推选为校长。马云的观念是，对创业者的培养更多是价值观和文化的信念培养，“我在2001年、2002年、2003年的时候，觉得价值观、使命感对于一个企业是多么的重要。我是真的觉得每一个人进来，必须得了解、必须得学习，差一点让公司里面的保安、掃地的阿姨都学习上公司价值观了。只有不断地强调，而且最后你自己真正相信以后，边上的人才会相信。”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阿里巴巴是最早办企业大学的公司。2008年10月31日，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与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建设阿里巴巴商学院，这应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第一家企业大学。除了阿里巴巴商学院，阿里旗下还有淘宝大学。马云对湖畔大学的构想又一次掀起了企业大学的浪潮，同时是对企业大学现存格局的一次颠覆和创新。

企业办大学最早兴起于美国，主要以催生商业领袖和先进管理思想为首要任务。早在1872年前后，美国企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教育部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为企业大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企业大学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克劳顿管理学院。1956年1月，通用电气（GE）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边的欧辛宁地区建立了克劳顿管理学院。学院自成立之初就立志启迪、联结和发展GE的今日精英和明日之星。随后，迪斯尼公司推出迪斯尼大学，这是全球第一家正式以“大学”命名的企业大学。

商界传奇、通用电气第八任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上任后，克劳顿管理学院完成转型，形成包括初级领导、中级领导到高级领导在内的一系列领导力培训项目。杰克·韦尔奇将克劳顿管理学院作为发现人才、储备人才的基地。他每年都要亲自执教至少40个小时，宣讲公司战略远景，发掘具备未来领袖潜质的人才。

美国企业大学曾经主导了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重要管理思想的产生。比如六西格玛（6σ）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摩托罗拉提出，由GE推向全球。早在1974年，摩托罗拉就先后成立了摩托罗拉大学、质量学院、领导力和管理学院、营销学院、供应链学院、工程学院等企业大学。1986年，摩托罗拉的比尔·史密斯最早提出了6σ概念，成为精益管理的标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GE将6σ从一种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演变成为一个高度有效的企业流程设计、改善和优化的技术，并提供了一系列同等地适用于设计、生产和服务的新产品开发工具。6σ与GE的全球化、服务化、电子商务等战略成为全世界追求管理卓越性的企业最为重要的战略举措。

1990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炼》中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推动了新一轮美国商界兴办企业大学的高潮。据公开资料，全球500强企业中，有近70%的公司成立了企业大学。

2002年，GE第九任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推动克劳顿管理学院先后进入中国上海、德国慕尼黑、巴西里约，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大学。宝洁大学、苹果大学、德雷普硅谷英雄学院、惠普商学院等随后逐渐成为系统。其中，宝洁大学被称为美国商界的“黄埔军校”，它为美国商界培养了大批商业领袖，包括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默、惠普总裁兼CEO梅格·惠特曼、波音董事长吉姆·麦克纳尼、通用电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联合利华CE0保罗·波尔曼等。

2008年，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前耶鲁商学院院长波多尼（Joel Podolny）共同发起成立苹果大学，目的是保持苹果鲜活的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不会因为重要高管的离去而消失。

硅谷明星风险投资机构德丰杰（DFJ）创始人蒂姆·德雷普（Tim Draper）是Hotmail、Skype、百度和雅虎等公司的投资人，他创办了德雷普硅谷英雄学院（Draper University），并且在2014年年初宣布不再负责德丰杰日常管理事务，专职投入到这个“又庸俗又无聊的商业世界中，希望依托德雷普硅谷英雄学院为企业家培养一抹理想主义色彩和孤芳自赏的英雄情结”。

千亿美金公司

美国公司文化将企业办大学的风潮带到了中国。1993年，摩托罗拉成立了中国区大学，这是中国企业大学诞生的开端。随着美国管理理念和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大学的重要性，开始筹办企业大学。

中国第一家本土公司兴办的企业大学是1997年春兰集团成立的春兰大学，对外统称为春兰学院。通过与高校合作，春兰学院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春兰集团的考量是，传统大学培养的学生能力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与高校联合办企业大学可以让在校学生缩短进入企业后的适应期。再有，随着竞争加剧，企业需要培养高层次人才，这部分教育功能需要企业大学来承担。

吉利、海尔随后也创办了一系列基于企业平台的学院。其中，吉利集团从1997年到1999年，先后创办了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浙江吉利技工学校、浙江吉利中等专业学校和北京吉利大学等四所学校，成为企业大学产业化的开路者。

平安、蒙牛、伊利、华为、美的等中国传统企业也很快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大学。这一时期，企业大学主要是针对内部员工和中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直到2006年，企业家主导的企业大学才开始面向社会进行商业化运作。

方太创始人茅理翔创办了家业长青接班人培训学校，主要开设富二代接班课程;2008年，中国科学院和联想控股共建中国科学院联想学院，试图通过培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并与考察项目、优选投资孵化紧密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与规模产业化;2010年，新华都集团创始人陈发树向闽江学院捐赠5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华都商学院，面向社会招生。

无论是企业效应还是社会效应，都催生了一批企业大学。2011年，苏宁集团、万达集团相继成立了苏宁大学和万达学院。据公开数据，2008至2013年，中国的企业大学每年以新开236所、平均每天1.2所的速度增加。截至2013年底，中国企业大学的数量已超过两千所。中国企业500强中，约有60%成立了企业大学。

BAT三大巨头中，百度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第一家取得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的。2011年，百度学院成立。同年初，360正式成立360学院。2014年，腾讯大学成立，下设四个子学院：微信学院、电商学院、开平学院、互联网学院。

马云创办湖畔大学时，把它定义为“创业的学校”，但“我们到底想干嘛，（能）走到多久，我们不是很清楚”。

湖畔大学找到赵翼时，赵翼不明所以。他在2011年10月创办了乡土乡亲，只卖没有农药的茶叶。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茶叶行业，多少带点理想主义色彩。湖畔大学找到赵翼时，问他“为何创业”。赵翼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确实跟其他创业者有点不一样”，“我的创业充满了社会理想”。

赵翼在2002年考入中国农业大学，他天生有一种骄傲，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活动者。进入大学不久，他加入了一个农村发展研究会社团，成天跟扎根于土地的农民群众打交道，他深知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也深知他们因土地而陷入的困顿。他尝试过多种方式去帮助这些农民，包括成立农村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等，还为此编写了一套《乡土乡亲三农科普》丛书。这套丛书后来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亲笔回信，这让赵翼一夜成名。他被评选为大学年度人物，上了新闻联播。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活动能力更强了。

有一次，他去山西拜访一位劳模，看到她的各种表彰，在下山的路上，他有一种恍惚感，仿佛一切努力都无从改变当下农村的贫困面貌，而他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荣誉符号。他不再相信这种符号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有机大米因为价格太高、客源太窄卖不动的时候，他意识到“光靠志愿者的热情很难持续（这种模式），只有商业力量才能持续帮我实现社会理想”。他选择了退学，让自己在极有可能从政的路上彻底断了出路。

“（湖畔大学）底层价值观挺正”，价值观的相似让赵翼成为湖畔大学的第一期学员，“从我内心来讲，我非常认同（这个机构）让我们从自发走向自觉，就是说怎么去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点其实（对于创业者群体）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湖畔大学把一群希望推动这个世界变化的创业者筛选出来，“这是我珍惜的一点。”赵翼同样在湖畔大学同学身上找到了相似性和差异性。

在湖畔第二年的总结中，赵翼意识到他和他的同学们都在寻找商业属性之外的社会公共属性，“光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和社会理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普惠到更多人。”他的理解是，“這种普惠要通过商业价值实现。”

作为创业者，他不认同小而美的追求，“这个社会的主流是有能量的东西，小而美意味着边缘”，联想到自己从事的食品安全事业，他将其归结为“普惠的基本权利”，“我们要寻求大而美，我们的社会理想一定要通过商业手段能够普惠到更多人，这其实也是湖畔（大学）的意义。”在情怀落地的过程中，湖畔大学给予了赵翼这样的创业者关于策略、方法、经验等全方位的指导。这也是新型企业大学的优势之一。企业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封闭，只服务于自己，而是更开放、更系统，形成一个势能集合体。

马云的思考、阿里的价值观、湖畔的经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渗透到创业者的思维模式中。2016年10月13日，马云出席杭州云栖大会时提出，未来30年是人类社会天翻地覆的30年，世界的变化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2017年开始，阿里巴巴将不再提“电商”二字。马云认为，纯电商时代很快会结束，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将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只有“新零售”。按照马云的预判，“新零售”的核心在于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并伴随着供应链的重构与物流方案的升级。

这个概念也验证了赵翼对公司的战略布局。在湖畔的一堂关于淘宝商业模式的讨论课之后，赵翼从中总结了一些重大信号，比如淘宝的起家、危机和挑战，以及淘宝对其他业态的布局，尤其是投资苏宁。赵翼判断，“当时有30万家茶叶店，只有不到0.05%分布在Shopping Mall这种业态，而Shopping Mall这种原始业态，未来会在跟电商竞争中成为抗衡（力量）。”

2016年1月，赵翼开始布局线下门店，“绝对不开街边店”，“（开在）Shopping Mall里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获取流量，一个是品牌红利。消费者对品牌认知有一套逻辑。他不是认为你在天猫上有店是品牌，京东上有店是品牌，我在我们城市最好的商场看到你，在我认可的媒体上看到你，比如在湖畔大学看到你，在哪哪哪看到你，最后组成一个品牌（辨识）”，“线下开店不是全部，但是构成我们重要的战略，而这个战略事实上是很多淘品牌没有办法走出来的。”

赵翼与湖畔大学的同学合作开发了一套零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精准地实现用户识别，进行智能化精准分析，“线下原来没有数据（积累和分析），（现在）把这些都打通，作为一个消费品品牌我们很希望建构顾客终身价值。”这也符合赵翼的另一个商业判断，“下一个千亿美金公司需要网络协同。”

赵翼依然感到一种绝望。湖畔大学有一堂课讨论下一个千亿美金公司是谁，为什么。“湖畔大学（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反思，原来对一千亿美金没有概念，星巴克都只有九百亿美金。”赵翼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讨论之后发现人生很绝望，发现怎么算怎么算都轮不到自己，原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觉得人生充满希望，但是你发现怎么算怎么算，千亿美金跟我们没有关系。”对赵翼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决定要换一个跑道跟别人竞争，“那个时候我开始重新厘定自己的愿景——赚用户60年的钱，典型用户是27岁到45岁，我们以此来衡量自己的成功，而不是用千亿美金来衡量。”

李晨对成功与否的衡量更平实。作为湖畔大学的明星学员，我原本对他可能也是存在偏见的。直到跟他深聊我才发现他身上的可贵之处：自知和自谦。他对自己有非常准备的判断，知道自己创办潮牌NPC的优势在于身份带来的品牌溢价，也清楚地知道商业世界里这个身份有如一把双刃剑。没有人在乎你是哪个李晨。在湖畔大学，李晨更多学到了“高度”和“系统”。

“直到去了湖畔大学才真正从另一个层面了解了整个阿里，”李晨觉得核心是一种价值观的倡导，“所谓正确的价值观就是他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坚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去哪里。”李晨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战略”的重要性，“非常坦然地面对所有的失败，错误的决定，甚至很多决定在做的时候就知道是错的，但这就是战略”，“就是你打100场仗，必须知道有几场是为了下一场赢而输的”，“这已经在另一个高度了。”

深入学习后，李晨也发现了湖畔大学与常规商学院的不同之处，“（同学们）在湖畔分享的所有东西，都是怎么做好一个人，做好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我这有一个生意大卖来投一下。”这种彼此间的情感陪伴和认同会让自己在一群创业者中找到对标位置，“上完湖畔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还不够努力，我还不够累，我还不够坚持自己的事”，“（这反过来）让我更坚定了我的目标，聚焦越来越清晰，知道什么是该干，什么是不该干的。”

李晨从湖畔大学得到的是“学习方法，并不是学习知识”，“学习方法是你需要去思考的。”他问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你公司估值100亿的那天，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李晨想，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未来李晨”的组成部分，“并不是说估值100亿的时候证明你有很多钱，而是证明你做这件事情的价值。”

未知的不确定性

即使这样，记者还是从王思明、赵翼、李晨眼中看到了他们的共性：创业者孤独。这样一群创业者正在接受一種来自经验和习惯的熏陶，他们延续着商业社会的变与不变。

李晨的孤独来自于他的特殊身份。他常常需要一个人自省。“高处不胜寒，对，也不知道你有多高，反正就……你能经得起多大的赞美，你就一定要抵得住多大的诋毁。”

赵翼是孤独的，他从湖畔大学得到的更多是一种基于底层价值观的认同。这是他信念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坚持自建检测系统、自查茶农产地，他说能保证自己售卖的茶叶无农药，但一己之力无法保证能就此为食品安全打开一个通用的可实践的社会规范。

他也常常因为打破了原有固定的利益格局而遭受排挤。就经营一家公司的层面来说，他还遇到过公司无产品可卖的阶段。“我跟消费者说我没有农药，但是我总得有产品。”负责在全国各地寻找能通过考核的茶农也很辛苦，“在深山老林是找，回来就说找不到，或者找到了，检测不合格。”作为一名管理者，赵翼没办法用量化的形式评估是真的找不到还是覆盖面不够、考察不够深入。

他查了一下，中国有8296家具备QS生产许可资质的茶叶加工厂。他说他要建一间密室，建立天下茶叶的卷宗，就叫8296计划，“派了八个人，像电话销售一样，一家一家地毯式建立档案、建立履历。铁观音有QS资质的有485家，这485家找不到（合格的铁观音），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到现在都没有铁观音，也没有碧螺春，很多品类都没有。”对赵翼来说，他对抗孤独的方式是把这件事从无限解变成有限解，“变成可以量化，可以追加投入，可以控制结点。”

王思明也是孤独的。她的孤独来自未知的不确定性。她是一名行动派创业者，常常被另一种气质所吸引，然后在人群中形成自己的天然屏障。“各种班（形成了一个圈子），有一天会有新的一拨人在我们之上，我们又会被淘汰。这一定是自然规律，一定是一点点在循环，像太极一样扭过来。”

这一天，来自成都的两拨人同时来到了王思明的办公室，希望得到四川地区的小黑裙城市合伙人品牌授权。王思明极力说服他们双方合作，一起把盘子做大。她分别跟他们谈，又把他们聚在一起谈，还把自己的核心团队全部请出来讲解。很快，这两拨竞争者都感到了对手的实力。平静的谈判下一根弦紧张地绷着。王思明在其中跳跃着思维，活跃着气氛，她要把控这个局势。她决定缓一缓，安排他们一起去吃饭，希望在饭局上能加深彼此的认识，最好能谈成双方的合作。

此时，王思明才有一点时间属于自己。她穿着休闲的POLO衫和一双球鞋，怎么看都跟小黑裙的格调有些差异。其中一个竞争者精致的打扮吸引了她，她想身为小黑裙的创始人，她也应该每个时刻都像她那样优雅知性，但她同时又觉得自己和另一个竞争者是同类，一看就是实干型的。她就这样审视着自己，“不停地修正自我认知”。

对于赵翼、王思明这样的创业者而言，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性和多重不确定性。 赵翼在对抗着未知的不确定性。湖畔大学的“失败案例研究”让他得到了启示，“挫败才是让人刻骨铭心让人有成长的。聪明人，从别人的失败错误中学习;普通人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再往下，就是提供案例让别人学习。”在湖畔大学，赵翼既学习了别人的失败案例，也反思了自己的失败经验。这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的增量。

王思明研究过不同公司的失败案例，“最少有一半是因为贪婪，我不想让贪婪蒙蔽我的眼睛，我的心，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保持专注。”在此基础上呈现的未知的不确定性对她有一种极致的吸引力。

马云的企业家朋友夏华看到了王思明这样一群创业者身上的闪光点和现实短板。她投资了王思明的小黑裙，也向湖畔大学推荐了一些学员，看到了他们身上切实的成长。

她更多感知到这群创业者成长背后一代企业家对于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不断实践，“（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走过创业过程后，你会发现他们已经在四维的空间里思考问题了，不是简单地思考自己企业如何发展和成长，已经开始思考产业的问题，乃至社会的问题。”

夏华原本是政法大学的老师，辞职下海创立了“依文”服装品牌。当她的企业发展到在产业里有足够话语权和代表性的时候，她开始构建一所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大学，“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一个载体和非常重要的方式，集聚这么多年轻人，把原有的这套模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释放给这些年轻人。”

夏华的路径是通过“时尚商学院”解决创业者的实践问题。“（湖畔大学）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给创业者推动力，（偏向）精神层面和战略思考。”“每个产业里都会诞生（时尚商学院）这种实践大学。产业的实践大学最实际的价值是直接撑住创业者的创业之路。”

夏华将未知的不确定性化解为一个产业集合体，一个创业矩阵，“本身就是在成长过程中，由单一变成一个舰队模式，会更安全。我经常开玩笑说，至少可以保证他们不死掉。她通过扶持小礼服、小黑裙、小绣服等一批时尚行业互联网创业明星来提升未来业态，“创业者一开始需要想法，需要战略的梳理，但是当一跑起来，你会发现钱是活下来的重要要素。所以我们要先给他资金支持，再帮他接入供应链支撑。”在服装行业，供应链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再往上是模型上的共建。”

夏华现在更多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商学院的模式塑造一群人的影响力。有时，这种影响力“在与现代文明赛跑”。孵化小绣服时，夏华专门去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探访古老绣艺的传承者，“今天看到的每一个绣花作品都会觉得那是艺术，但是你去（到实地）看到那些人年复一年在大山里重复着贫困的日子。”

商业力量的觉醒可以帮助他们的技艺走出大山，而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传统性也是商业文明最底层的构建。夏华认为这是一种品牌影响力的价值支撑，是带着他们一代又一代企业家走向世界的根基。

当她带着完备的商业计划再次去到其中一个绣娘聚集的村落鲤鱼坝时，她甚至觉得自己太理想和天真。商业开发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连接了那里的人——旅游开发。看着身边的人开起饭馆做起小生意，那些无法变现的绣娘是眼红的，她们开始去卖水果卖瓜子。夏华一狠心全盘收购了她们手中的绣品，“快速地让她们意识到这是可以赚钱的，而且未来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出资给她们布置家庭工作室，在当地建立博物馆用来展示作品，更重要的是从世界各地找到设计师，把她们的绣品融入设计师商业变现中。

她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构建这个模式，形成一个开放的绣娘数据平台与外部世界连接，并且依靠这样的传承把一群人的影响力传播出去。

社会更像是每个人的大学。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无论是商业模型的构建者，还是实践者，都是其中的局部，“他们之间有反哺功能。”夏华意识到，对于不同代际的创业者而言，知识的分享和经验的传承更多是一种互相触动。每个人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留存，去开拓。每个人都在拥抱自己的失败与成功，都在商业世界构建的大学里形成、发挥自己的价值。

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